1966年12月11日与12日，毛远新于“哈军工”场所公开发布了一则大幅标语，其中不仅展现了他对“哈军工”内部两派冲突的见解，还深入剖析了自己的过往经历，亦体现了他当时的思想深度。以下为原文照录，以供大家深入研究和探讨。
身为军工六〇级的毕业生，我在连队服役半年之后，主动申请并获得上级的批准，重返学院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中。与同志们并肩作战，共同投身于革命斗争，一同发起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抵制，同时也对自身思想中残留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和个人的私心杂念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九月，重返学院之际，我深入开展了调查研究，积极参与了众多活动，对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是造反团的小将们，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对我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和激励；同样，“八·八”团的部分同志，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我进行了启迪，使我开始意识到自身思想中存在诸多偏差。在此，我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判，现将这些心得与大家分享，恳请同志们继续给予批判和指导。
我怀揣着青年人充满活力的雄心和坚定的对人民解放军的深厚情感，迈入了军工大院的门槛。身为干部的后代，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思想觉悟也相对较高。我长期担任班长和党小组长，被评为三好学生、五好青年和优秀党员，领导与同志们对我的赞誉不绝于耳，似乎我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回顾过去，正是这些荣誉蒙蔽了我的双眼，是学院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造成了深重的毒害。同时，我也曾因为执行过错误的路线而伤害了其他同志。刘居英、代其萼等人利用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骄傲自满，竭力吹捧我，向我灌输了大量有害思想，而我却未能察觉。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错误路线的工作方法，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抬轿，损害他人，最终沦为反动路线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全盘否定过去。在过去六年里，得益于主席的思想教诲以及同志们的支持，总体而言，情况是积极的。我辛勤工作，为群众贡献了许多有益的力量，并对同志们进行了大量的正确思想引导，取得了一些成绩，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在自我思想改造方面，虽然进展有限，但依然在稳步前进。这正体现了主席思想在争夺青年心中的斗争。鉴于长期身处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受到了不少影响，但可以大致分为三七开。
数年来，我确实不止一次地协助领导整理过他人的负面材料，捕捉他们的瑕疵，暗自向党组织进行汇报。有时，我甚至事先设定好框架，有选择性地搜集某人的资料。平日里，我并未积极进行正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在运动中，则趁机抓住别人的小辫子，新旧问题一并清算。特别是在六四年级的不良倾向运动中，我曾整治班上数人，甚至组织过班级斗争会，对那些不遵从指挥的党员进行斗争。在党小组会上，我与上级干部一同将某人的行为定性为反党，同时，我还利用所谓的“好同学”来监视“差生”，搜集他们的信息。对于那些喜欢抱怨、爱惹麻烦的同学，只要有机会，我总是想方设法将他们整治得规规矩矩。
此前的行为似乎是在展现对党的忠诚和对党事业的责任感，将自己定位为党的忠实工具。然而，现在我意识到，除了正当的群众思想工作和准确的组织汇报之外，所谓的“工作能力”实际上有何价值？
这套理念源自何处？一方面，是学院长期秉持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后果；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私欲的影响。我衷心拥护党组织，全力以赴地希望为党贡献更多力量，对这种做法深信不疑，认为其合乎常理。执行上级指示时，我总是全盘接受，无论正确与否，都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即便上级犯了错误，那也是他们的责任，而我忠实地执行了任务，内心毫无愧疚。我宁愿在政治路线上犯错，也不愿在组织路线上出错，因为那将是我个人的责任，这不是私心在作祟吗？据我所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以及众多干部也存在这种想法，我并不感到意外。
“造反有理！”我一定会回应：“你这是在造什么反？需要用阶级分析来看待。”
我现已领悟，尽管他们生活中存在瑕疵，却怀揣着革命者勇于挑战的气魄。我看似全面“优秀”，实则坚守着保守观念，有时误入歧途。何为保守？便是习惯于高居上位，以整人为乐，身为骨干，党组织信赖，群众尊敬，身披诸多荣誉，诸多问题自然偏向领导一方，而非群众。无论对错，我都维护这一立场，唯恐打破既定秩序，害怕人们“不守规矩”，维护现状以保尊严，既不自我革新，也不容许他人挑战权威。所谓造反，便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受压迫，领导不满，遭人轻视，无缘“三好”、“五好”，常处群众之中，对领导错误洞察敏锐，敢于提出意见，却反遭打压，“禁止反对”、“禁止越轨”，因此选择反抗，选择挑战权威。归根结底，他们的主席思想比我更坚定，私心杂念比我少，负担也更轻。我自以为忠于党，却未理解群众对毛主席的真挚热爱，以为能引领群众，却不愿与大家平等参与革命，甚至有时协助上级压制群众。设想未来若我们身处院系领导之位，是否会成为压制学生运动的官僚呢？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省委，乃至院党委，均有部分人暴露出其反动本性。他们不遗余力地贯彻错误路线，压制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究其原因，全国范围内对上级的盲目遵从，加之群众习惯于以敌对手段应对，使得该错误路线在各级干部和部分学员中自然而然地被采纳。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连不断的挫折。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三）的组织一节中，文中回顾了王明路线在组织上的具体做法。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源自毛主席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这一路线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其顺畅的“来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不仅确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正确政治路线，而且还相应地制定了服务于该路线的、密切联系党内外群众的组织路线。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将坚持真理的原则性与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完美结合的典范，以及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保持党内团结的典范。反观之，每当错误的政治路线占据主导地位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错误的组织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的时间越长，其带来的危害也越加严重。正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所秉持的错误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对持有不同意见、不满或怀疑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王明路线”等大帽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采用对待敌人的手段进行所谓的“党内斗争”，最终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使得党内纪律变得机械僵化，助长了盲从之风。这种随声附和的倾向，严重打压和干扰了党内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尽管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批判，但其负面影响并未得到彻底肃清。
回顾运动前期，众多人士因反抗错误政治导向，被冠以“反革命”、“右派”、“四类”等罪名。他们难道不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吗？若非毛主席及时予以纠正，不知还将有多少人遭受无情斗争与打击。而我们的干部及部分学员，不也曾在不知不觉中，盲目追随那条错误的组织路线，为右派分子的错误路线效力了吗？
回顾赫鲁晓夫的经历，不难发现他是如何利用干部对盲从的依赖以及党内的僵化组织纪律来提升自己地位，同时又不被人察觉。深入思考，假如彭、罗、陆、杨等人也发起政变，试图限制主席的权力并借助其威望，同时清除一批“反党集团”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么你是会选择盲从，还是能察觉到其中的问题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呢？那些坚持宁可在政治路线上犯错也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的人，不正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基所在吗？
我已深刻意识到，自己深受误导，曾盲目追随错误路线。遗憾的是，“八·八”团的部分同志对此缺乏认识，用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他们曾自认保守、思想僵化，却在与总理的座谈中完全改变立场。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简单归结为信息来源单一，以及干部子弟和科委联络组的问题，这并非实质，而是表面现象。对于小道消息，有人信之，有人疑之。至于干部子弟，固然有其不足，但将“红五类”和“黑五类”截然分开，是典型的唯成份论。将“红五类”内部的干部子弟与普通工农子弟进一步区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团结不了“红五类”，又怎能团结“黑五类”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反映了思想上的根本分歧。假如我当年带着旧有观念毕业，很可能就会盲目支持并加入“八·八”团，但那将是极错误的。
自九月起，"八·八"团亦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部分造反团成员完全否定过去的错误，对此，主席认为，即便犯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其中某些观点仍与正确路线相吻合。难道我们中的某些同学，因被利用而执行了错误路线，就一概而论地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吗？实际上，"八·八"团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努力站在正确路线的一边，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由于未能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深刻批判，并坚决划清界限，他们在处理事务时难免带有右倾保守的倾向，甚至某些行为还显现出机会主义的特征。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彻底的革命。
正因为我对过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并心悦诚服地承认了错误，倘若班上的同学尚在，我愿公开为之平反。唯有如此，我方觉有资格加入红色造反团。九月底，我加入军工红色造反团，这无疑是顺应了运动的正确方向。
然而，并非所有参与造反团的人都能深刻理解这两条路线，并对自身错误思想进行深刻反省和批判。我相信大多数同志比我更有抵抗力，受毒害较轻。但团内众多教员和干部，在学院的长期熏陶下，是否真的比我更有优势呢？我看未必，或许他们应在投身革命的同时，也深入反思自我灵魂。
观照造反团的部分行径及辩论场上的个别言论，我深感其与“红色造反团”之名颇有不符。
我坚决不认同对“八·八”团的指责和做法。有人混淆了敌我界限，将错误路线的责任归咎于“八·八”团，而该团大多数成员深受其害，对运动缺乏理解，被领导者利用来为自己辩护。部分成员在干部的指使下搜集同学的黑材料，维护并执行了省委、院党委的错误路线，并犯下了错误。他们究竟有何罪过？实际上，院内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主要是各级干部，而现在他们却逍遥法外，让“八·八”团承担了黑锅。该团的多数学员都是我们的同志，与我过去一样，也是受害者。因此，在处理方法上，应当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对思想批判要严格，但要以理服人，进行热情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允许他们有转变的过程。坚决反对那些总是将矛头指向“八·八”团，以及采用嘲笑、谩骂和武力压迫的做法。战争是靠武力来征服的，但对待敌人如此。过去“八·八”团的一些成员执行了错误路线，压制了群众，如果你也采取相同的手段，那么你又在执行什么路线呢？至于那些幕后操纵、皱纹满面的幕后黑手，只有当“八·八”团群众觉悟提高，将顽固分子孤立出来，才能彻底揭露他们。你以势压人只会加深彼此间的对立，不利于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这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处呢？
继而，因小有成就，便自负骄矜，目空一切，对他人嗤之以鼻，只愿听闻赞誉之词，无法忍受丝毫批评，更谈不上一丝自我反省。九月二十一日，总理在座谈会上对我们的批评与要求，实乃对我团深切关怀、爱护与支持之体现。然而，有人却觉得其中有所欠缺。相较之下，与工人造反团座谈时，提及“八·八”团之事，竟如获至宝，大肆宣扬。他们对自己全盘肯定，对他人则全盘否定，此等现象，实乃极其危险。如此行事，不仅背负沉重包袱，遇事首先考虑如何维护团体、保全名声，对新事物难以接受，“自己解放自己”的战斗团便应运而生。尽管他们中有些想法不切实际，但确实提出了一个极好的观点：造反团不应一味改造他人，而应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强化自身思想改造，将思想改造置于首位。否则，以这样的思想水平，根本无法彻底批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有人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恶言相向，如此下去，造反团必将陷入僵化，停滞不前，甚至可能走向保守的反面。我深有感触，这便是当前团内右倾保守思想之根源，绝非“政策和策略讲多了”或“攻‘八·八’团太少”等借口。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全团开展思想工作，主要原因并非总团负责人的右倾保守，而是有人自以为是，指责他人右倾，但在斗争关键时刻却畏首畏尾，千方百计维护自身团体。例如，对苏小光、三十多个受迫害的工人，都反映出这种情绪。而当局势稍稳，又利用“首都造反派”代表之身份，对造反团、潘复生大加吹捧，使得某些人得意忘形，随即又将矛头指向“八·八”团这个革命群众团体。
同志们，当前我们面临的新形势要求我们不仅要坚持“造反有理”的精神，更要全面掌握稳中求进的策略。在坚决推进造反的同时，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斗争的艺术。如果不加强主席思想和政策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水平将无法满足斗争的要求。为何前期从北京和外地归来的造反团骨干学员，在谈论政策与策略、强调思想斗争的艰苦性时，反而显得落后？而那些原本落后的干部和教员，却以极“左”的姿态反对这些学员，这是否意味着学员们犯了右倾错误，还是我们自身又落后了呢？请大家深思。
简而言之，我们多数人的思想仍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视角为主导。若不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打破个人私利，确立集体利益，那么革命将难以彻底；对斗争的持久性与复杂性缺乏持久耐力；在组织上难以团结广大群众，形成孤立无援的状态，采取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对此，特别警示那些深受其害的同志。如此发展下去，彻底的革命重担，我们这样的造反团是难以承担的。学院内仍有不少干部对此存有顾虑，有的抱怨连连，有的看似中立，实则不敢明确表态，美其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些我曾经的领导、导师们，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八·八”团早期的挫折，不正是你们悉心培养的后果吗？不正是你们身教言传的结果吗？运动初期，难道不是你们最积极地推行错误路线吗？如今造反团没有追究你们的责任，已经是对你们的宽容了，还有什么不满可言？责任推给李范伍、刘居英，你们就真的清白了吗？只是将责任上推至党委，下推至“八·八”团，你们就能自清吗？为什么毛主席反复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却难以接受，却对上级的指示如此迅速且坚决地执行？这不正表明你们对上级指示有选择性吗？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接受，不符合的则摒弃。正是因为那些指示与你们心中的私利产生共鸣，你们才会如此默契。
家长们、广大工人阶级、贫苦农民、革命烈士和前辈们，将他们的子女托付给你们教育，难道他们期望你们用错误的思想将他们培养成旧社会的帮凶吗？诚实地反思，这是何等的罪过！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既拯救了我们，也拯救了你们，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呢？是时候放下傲慢的姿态，融入群众之中了！深刻剖析自己灵魂深处的私欲，与我们一起将革命进行到底。只要你们能够真诚地反省错误，彻底批判院党委，广大革命群众必将热情欢迎你们。你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战斗，至今身上仍留有伤痕，你们中的许多人默默无闻地为之付出了辛勤努力，为何现在却如此恐惧，深陷私欲无法自拔？行动起来吧！否则，革命群众将作出决定，决定对你们的去留。
在此，我敞开心扉，与大家分享了个人见解，期望同志们能深思其中的道理，如有不当之处，亦望大家不吝批评指正。我深知自己在主席思想的学习上有所欠缺，因此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热切希望能与同志们共同深入学习、运用主席思想。同时，我也建议各位同志走出机关，深入社会，与工农群众一同学习和实践主席思想。唯有如此，我们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方能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彻底清除自身心中的“私”念。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得以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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