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话的深意不仅仅是说士兵要有立志升官发财的心态，而更是强调在战场上，要怀揣着必胜的决心，勇敢奋战。在许多军人眼中，军衔不仅仅是一个职位的象征，它更代表了个人的荣誉，是对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认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实行军衔制度，依据军官的战功、能力和贡献，逐步为他们评定不同的军衔。那时，很多军官都怀揣着对国家和军队的忠诚，为自己的贡献争取荣誉。而杨宗胜，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凭借卓越的表现，原本可以得到更高的军衔，但最终他却只获得了一个大校军衔，这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杨宗胜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家乡位于武昌的七口塘。他的家境贫寒，但即便如此，父母仍然勉力让他读了半年的私塾，让他拥有了基本的识字能力。然而，随着家庭经济的拮据，杨宗胜很早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像是牧牛、打工、卖力气。正是这些艰难的日子，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人民疾苦和生活的艰难。
展开剩余81%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杨宗胜遇见了彭德怀带领的红军进攻长沙。那时，年仅24岁的杨宗胜从群众中听到关于红军的种种，知道他们是为了帮助百姓解放而来的。于是，杨宗胜主动成为了红军的向导。1930年8月，他因为为红军提供了重要帮助，并且拥有投身革命的坚定决心，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后，杨宗胜凭借着自己英勇的表现迅速晋升，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湘鄂赣苏区湘北独立团的营长。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财务能力，组织将他调到红十六军五十二团担任供给主任，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参与过秋收起义，在战争中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湘鄂川滇黔苏区财政部科长，也曾在长征途中担任过红十六军十八师供给部长、红六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等重要职务。
在长征途中，杨宗胜因为长时间的劳累，在途经贵州时病倒了。为了不拖累队伍，他选择留在当地休养，等恢复后立刻追赶大部队，最终历尽艰难，追上了队伍并顺利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杨宗胜开始着手后勤保障工作，深知要想前线顺利作战，后勤保障必不可少。因此，他不仅积极筹集军需物资，还通过向敌占区出售特产来换取所需物资，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支持。
在抗日战争中，杨宗胜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作为359旅的一员，他被派遣南下进入湘中地区，为党组织开辟敌后根据地。他带领137人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顺利进入湘阴神鼎山，并在五天后占领了白鹤洞。不到十天时间，他就稳定了局势，成功策反了一部分伪军，使队伍由两个连扩展到三个连。杨宗胜按照计划，指挥各个连分散活动，在敌后开展了宣传、策反、恢复生产等工作，有效打击了日伪军的力量。
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宗胜领导的六支队在湘阴地区坚持斗争，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后续的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杨宗胜在整个抗日过程中多次做出类似贡献，这些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杨宗胜也并非心存虚荣，而是凭借这些实打实的功劳，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至少应当得到中将。
然而，杨宗胜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中将军衔，而是最终仅仅被授予大校军衔。尽管他曾多次参与重大历史事件，担任过众多重要职务，但在军衔评定过程中，他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这个结果，显然令杨宗胜感到非常失望。
然而，杨宗胜并不是一位沉溺于虚荣的人。他虽然心有不甘，但并没有将这份失落表现出来。事实上，在自己军衔评定的过程中，杨宗胜经历了不少挫折。首先，后勤军官在评定军衔时往往会处于劣势，因为前线军官因直接参与战斗，较易获得较高的军衔。杨宗胜也明白这个原因，而在实际授衔名单中，他因名额的有限和这一因素，只能被评为少将。随后，他还因被指控在抗战时期包庇过一位大地主，最终导致其仅被授予大校。
虽然这起事件给杨宗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当行为，而是出于人情宽容。这种个人情感因素导致了他军衔的变化，他也没有过多的抱怨。尽管如此，杨宗胜始终未能穿上象征着“大校”身份的军服。不是因为对组织的不满，而是因为内心的那份委屈与无法释怀。
但杨宗胜的真正追求并不是军衔和荣誉，而是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幸福。他曾表示：“军衔不过是荣誉，而我追求的，是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幸福。”虽然没有获得预期的军衔，他并未因此失去方向，而是继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之后的岁月里，调任新疆建设兵团，担任副参谋长和副司令等职务，并于1970年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杨宗胜直到1981年1月在西安去世。对于他来说，虽然最终只得了一个大校军衔，是他的遗憾，但他能够心态平和地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早已超越了虚名的束缚。在许多人追求名利的世界里，杨宗胜的故事提醒我们，面对虚名，我们要学会放下，坚定自己的信念，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前行。
发布于：天津市贵丰配资-10大股票软件-加杠杆怎么炒股-股市炒股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